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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12日下午，正在江苏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通博物苑，参观张謇生平展陈，了解张謇兴办实业救国、发展教育、从事社会公益事业情况。习近平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张謇的事迹很有教育意义，要把这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更多人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受到教育，坚定“四个自信”。

文字记者：张晓松、朱基钗 摄影记者：鞠鹏

了解张謇

张謇（1853—1926），清光绪状元，民初农商总长。出身农家，苦读成才。提倡实业救国、棉铁主义、村落主义，名驰中外。对农林渔牧水利气象教育诸多方面之建树，多开风气之先，尤以垦荒植棉、兴修水利、发展教育最著成效。1917年中华农学会成立，被拥戴为名誉会长。1985年曾在南京召开国际张謇学术讨论会，并成立张謇研究中心。

张謇生平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1881年中秀才，1885年中举人，1894年（光绪甲午）中状元，时年已41岁。同年中日海战，惨遭败北，他义愤填膺，上疏弹劾李鸿章：“渄特败战，并且败和”。继又联想到日本，“土地面积少于我20倍，人口少于我10倍”（张季子九录，政闻、卷七），所以能胜我者，主要是国富而兵强，要想富国安民，除了坚船利炮，更重要的还是发展实业。

本来，张謇在未考取秀才之前，就曾任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幕僚，当时才24岁，由于相继考取科试第一名、岁试第一名，名声渐具，深受吴长庆的器重。曾随吴陛见光绪皇帝，后来袁世凯也投入吴幕，常请张謇为之修改奏摺文章。1882年（壬午）吴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张謇为之策划前敌军事。乱平回国，吴要专摺保荐他，他力辞不受。又一年，吴病卒。鉴于他的才名，督抚名公都想罗致他为幕僚，他均婉辞。回归故里，继续攻读应试，并为乡里兴蚕桑，办义仓，试种甜芦稷（糖用高粱）制糖。同时，悉心研读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联系个人心得与当地风土农情，撰成《棉谱》一书。

《农政全书》

1894年张謇中了状元，思想上又有一个转变。他对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虽不尽赞同，但也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因而翌年即加入了强学会，撰写《变法平议》。1901年他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制订并颁布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和中学的课程，翌年在他家乡南通创办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延聘了日后成为我国史学大师的王国维等任教师。又一年他去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还从日本骋请了多名教员和技师，前来办学办厂。

与此同时，张謇实业救国的设想，也在同步进行，1899年他一生事业的基础——南通大生纱厂投产出纱；1901年，与之相应的原棉生产基地——通海垦牧公司正式投产。接着他又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组建全国农务联合会，办理江淮水利公司、江浙渔业公司等。

 大生纱厂机器原物

宣统称帝曾命他出任农工商大臣，他坚辞未就。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他为实业总长，亦未就职，而坚持在故乡南通经营他的垦殖事业，并建立军山气象台。

辛亥革命后，他开始曾拥护袁世凯并组织统一党与国民党对立。1913年以60高龄，一度人熊希龄内阁，任农林、工商两部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1914年率实业团访美，并参观旧金山博览会，1915年袁世凯即将称帝时，他辞去本兼各职，回到故里，又继续创办南通图书馆等文化事业，并先后还请梁启超、杜威（美国）以及梅兰芳、欧阳予倩等前往演讲或演出。1926年5月视察南通保坍工程，7月17日病逝，享年73岁。生前笔耕之勤，罕与相比。所作《柳西草堂日记》自20岁开始，止于70岁，共50年，还自订《啬翁年谱》、《张季子九录》及《张謇函稿》等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1985年在南京曾召开张謇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成立“张謇研究中心”。

毛泽东在谈到我国民族工业时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著名史学家胡适评价张謇：“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开路先锋，养活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张謇纪念馆

忧国忧民兴农劝农

兴修水利垦荒植棉

总长农商革新农政

1913年原属维新派的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兼财政部长，张謇应邀总掌农林、工商两部。张謇冲破阻碍，整顿队伍，求实革新。他的农商总长在任为时不过2年，确也做了一些实事。

在农业方面：强调种子工作。同时，又向全国各省民政长官，发出调查征集植物病虫害的训令，还有附件：《征集植物病害规则》、《征集植物害虫规则》以及标本制作规则与方法、包装寄运的要求等。，翌年张謇又上报了《筹办棉糖林牧等场列表预算经费呈》。不过从实际出发，张謇还是尽量缩小要求，仅准备先在各地开办棉、糖、林、牧试验场共11处。并随附经费预算，其中如棉业试验场之开办费，包括农化分析室、病虫害室、纺织加工机械以及图书仪器、农具、役畜等等。

张謇之所以要单独建立糖业试验场是由于“糖产消乏，制造不精，故外糖输入，亦增至2700余万元”。至于棉，则是他一贯积极提倡的，且成效显著。

张謇书法

在林业方面：张謇出农商部之初，即有《条陈全国山林计划办法呈》，提出呼吁：“今我国各地大林，采伐殆尽……非独电杆路枕，购自外洋，即民间构造，亦不尽为华产，其于国家人民两方经济关系，均甚重要。”他还指出：“造林之后，水害风灾，自当减少”。20年后，垦区树木成荫。植树造林，余有功焉。

1914年张謇以农商部名义，训令各省民政长（省长）都统，禁止滥伐林木，如属必须发放之山林，亦应呈部批准。同年11月3日，颁布《森林法》，接着又公布施行细则。还特别颁布《东三省国有森林发放规则》，对于承领森林考，一定要是中国人民（按当时东北三省均有俄人与日人移居）。同年，他接受青岛林务局的建议，决定每年清明节为全国植树节，大力推行植树造林。

在牧业方面：张謇在创办通海垦区时，即认识到发展牧业对纺织之重要，故名其公司为通海垦牧公司。就任农商部总长后，即提出《奖励农牧产案》。

在渔业方面：18世纪末叶，外国轮船渔船闯入我领海者日多，其水产品也随之输入，使他感到一国之渔业与航政，不容忽视。就任农商总长后，1914年4月，制定《公海渔业奖励条例》、《渔轮护洋缉盗奖励条例》，次年又制定有关施行的细则，以及《公海渔轮检查规则》，凡经检查合格之渔轮，按照吨位，定期发给奖励金；对缉私渔轮，配备一定武器弹药。

1914年3月，张謇通令沿海各省，筹设水产讲习所，并由农商部选派专人，巡回讲课。当时以浙江省发动较早，其他如直隶、江苏和营口，都开设水产学校。同时，动员沿海各地小学，招收渔民子弟；还筹划设立渔会和海图局，拟定渔业法。

综上所述之种种，无论成与未成，均可见张謇当年之雄心壮志。以为轮到自己出任农商总长，会得到为自己拥戴的大总统和内阁的支持。谁知当上总统的袁世凯，热衷于皇帝梦不惜于卖国求荣，会拿钱去发展国民经济？张謇一再受挫，只得申请解职”。实际上，他是警惕自己不要跟着“洪宪皇帝”一道垮台，就在1915年秋天，挂冠南归。

兴办学校普及科学

张謇甲午中了状元之后，适逢中日海战之败，他深受刺激。翌年便列名加入上海强学会。在他所作《变法平议》中，明确地主张废科举、设学校，认为“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后来他兴办实业，开纱厂时，又进而认识到“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还说“因念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农事，本末不备”。继又发展到“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教育则无与”。看来张謇的思想在客观影响与本人实践中，逐步由变法而教育，由教育而普及科学，但根本立脚点还是农业。

1915年他为实践科学普及的设想，在南通农校举办了一次以棉作为主的农业展览会。对棉花播种适期、栽培密度、土壤及肥料成分、摘心整枝等等，以及不同作法对劳力资本的投入比较其经济效果，除陈列出棉花品种、病虫害识别和防治技术外，尚有中外原棉所纺出之棉纱对比，以及小麦（谷类）、牧草、花卉、果品、蔬菜等等。另外还设有农具馆，陈列各种农具并一一进行解说，观众十分踊跃。

1915年张謇根据他的事业与形势发展的要求，还在南通建立了一座军山气象台。

南通医校校训

提倡科学筹组农（学）会

1896年（光绪丙辰），亦即戊戌前二年，张謇加入强学会，同年，他撰写了《农会议》。张謇作为历史人物，在1937年中华书局刊行的《中国百名人传》，首为黄帝，末乃张謇。在中国近代农业史上，则应属开拓启蒙之第一人。

张謇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人物。特别是从农业的角度来看，比他后来执掌全国农业行政的官员更令人感到可敬。1913年他所撰《实业政见宣言书》曾表示：“謇此次出就部任，大惧无以应现世之所需，餍国人之属望。夙袒惴惴，不能自已。盖际此时艰，不敢不出，勉尽国民一分子义务，然外观时事，内忖精力，此义务能解尽到几分，能收几分之效，以报我国人期望之万一，则毫无把握。”但他还是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具体有四：一当乞灵于法律；二当求助于金融；三当注意税则；四当致力于奖励。“凡大企业，资金巨而得人难，实皆含有危险性质，若航海远洋渔业等则尤甚。故各国皆有奖励补助之法，盖诱掖之，使之发展，即所以为国家扩生计，增国力也。”“凡此四事，皆农工商行政范围中应行之事，而以謇艰难困苦中经济所得，尤视为一日不可缓，故今日所可以告我国人考抵此。”这些话语重心长，切中时弊。可见他头脑清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后人做个榜样，是求有所为也。至少在我国近代农业史料中，弥足珍贵。

同年，张謇还发表了《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苦心孤诣，擘划周详，其中不但提到了“学校学会之研究学管理”。还对其一贯倡导之棉铁主义，加以抒发。更令人瞩目的是：“至于铁矿，需本尤重，非用开放主义，无可措手。但使条约正当，权限分明，计所获益，良非浅鲜”。此文结尾数语，尤其使人感动：“謇年逾六十，精神才力，渐不如前，惟此不自暇逸之心，数十年如一日，斯则愿与邦人君子共相策勉者尔”。

张謇辞官还乡，既未息隐山林，更未消极因循，而继续奔走呼号，为民请命。当时他所办的实业，已有相当的规模，可是全力投资在社会事业上。仅以保坍而言，据1917年张謇向政府的报告：“自光绪末以来，通城近江处已坍失农田二十余万亩，屡请于官，充耳不闻”，他只得自己出面，“既请荷兰工程师测量勘估，又向上海有关银行商借贷款。当时用以江岸保坍的经费，逾百万两（白银）。”1926年5月，他不顾年迈力衰，还亲自视察南通的保坍工程，7月病逝于私邸，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