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祖文化

张姓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大姓之一，也是一个与濮阳有密切关系的姓氏。根据多年来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张姓不仅最早起源于濮阳，而且在濮阳各区县都有名人。其中，濮阳县的张姓始祖挥、北宋龙图阁直学士张田、清代廉吏张抑之、武状元张三甲，南乐县的唐代邹国公张公瑾、唐高宗宰相张文瓘和张大安、武后宰相张锡、天文学家张遂（僧一行）、方士张果老，范县的后唐齐王张全义、北宋陈国公张昭，以及华龙区的秦国宰相张仪、清丰县的隋代孝子张清丰、台前县的唐代治家典范张公艺，等等，都是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真可谓人才济济、熠熠生辉。仅就台前县的张公艺而言，在唐代作为一家之主，因治家有方、“九代同居”而闻名远近，不仅惊动唐高宗亲自前来请教治家之道，而且还在张姓众多支派中开创了“百忍堂”一支，影响至今，他本人也被尊为“百忍堂”始祖。在国家越来越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大力提倡弘扬传统家庭美德、以便促进当代家风建设的新形势下，以及“2017中华张氏拜祖大典暨中华张姓·百忍文化论坛”举办之际，认真梳理与“百忍”堂号和张公艺家族相关的各种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忍”字治家手段的文化基础和当代意义，无论是对深入开展张姓研究和联谊工作、还是对推进当代家风建设都不无必要。

一、“百忍”堂号与张公艺家世源流

关于“百忍”堂号和张公艺家世源流等问题，较早的记载见于两《唐书·孝友·张公艺传》，以及《资治通鉴·唐纪·高宗麟德二年》十一月的相关部分。这些记载中又以《旧唐书》的记载最早且最详细，也是《新唐书》《资治通鉴》中相关记载的蓝本。即：“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北齐时，东安王高永乐诣宅慰抚旌表焉。隋开皇中，大使、邵阳公梁子恭亦亲慰抚，重表其门。贞观中，特敕吏加旌表。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过郓州，亲幸其宅，问其义由。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高宗为之流涕，赐以缣帛。”这段仅99字的记载虽然文字不多，但却至少为我们提供了4个方面的丰富信息：第一，张公艺是郓州寿张人，亦即今天濮阳市台前县孙口乡桥北张村人；第二，张公艺家族“九代同居”，并因此受到北齐、隋、唐代连续3个朝代的慰抚和旌表；第三，北齐慰抚和旌表张公艺家族的是东安王高永乐，隋朝是大使、邵阳公梁子恭，唐朝是奉“敕”的佚名官吏；第四，唐高宗在麟德年间因“有事泰山”而路过郓州时“亲幸其宅”，询问张公艺的治家之道，张公艺书写“百余忍字”献给唐高宗，使唐高宗深受感动，“百忍”堂号由此得名。

由上可见，上述4个方面的信息中的第四个信息已经解决了“百忍”堂号的来源问题，其他3个方面的信息则有助于我们解决张公艺家族的源流问题。事实上，张公艺家族的“九代同居”究竟包括哪9代？在张公艺前后的家族历史究竟如何？目前尚缺乏早期的文献记载，今天所能见到的大抵出自后来的民间传说或方志、家谱。如根据某些家谱记载，张公艺是张姓始祖挥的101世孙，也是西汉名臣张良的22世孙，而张良又是张姓始祖挥的80世孙。在张公艺之后，5传至唐代著名宰相张九龄，而张九龄又是张姓始祖挥的106世孙。至于《旧唐书》等所记载的张公艺家族“九代同居”，一般认为是指张公艺前后的9代人。在《姚江三墙门张氏宗谱·张氏渊源考》《贺州张氏族譜》等家谱中，都把张公艺之前的9代祖先与曹魏渔阳太守张平联系起来，认为张平是张姓始祖挥的93世孙，或张良的14世孙。在张平至张公艺之间，又有晋司空张华、处士张韪、张次惠、南朝宋青州主簿张安之、梁散骑常侍张弘策等人，而张弘策亦即张公艺祖父。家谱还记载张弘策有子5人，第四子张兴又名张绚，生子10人，依次为张温、张良、张惠、张茂、张俭、张艺、张诚、张让、张秀、张严，其中第六子张艺即张公艺。家谱还记载了张公艺的夫人和儿子名讳，说夫人孟氏生8男2女，8男依次是希达、守诚、守衢、守衡、志广、志远、宗周、宗夏。因为9代以来都是族大人多，世上才有了“九代同居”的说法。此后，由张希达传长子张英（君政），张英传张太守（寿），张太守（寿）传张秉才（愈弘）。张秉才有子3人，其中长子便是张九龄。

在相关的张姓家谱中，还有张公艺家族在“九代同居”之后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其家族在因“百忍”而得名后，子孙中有不少人被派往各地为官，家族中进而又有了“分食十道”的说法。所谓“十道”，是指从唐太宗贞观年间开始实行的行政区划，根据山川走向把全国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和岭南等10个部分，称为10道。根据《百忍堂张氏行辈名实要略》的说法，因为张公艺本来就是兄弟10人，“分食十道”也就是让10兄弟各居1“道”，或在1“道”任职，以便让更多的天下人学习张家的“礼让齐家”美德。也正因如此，“分食十道”结束了张公艺家族“九代同居”的历史，其家族从此析居全国各地。家谱还记载析居时为了不忘祖宗恩德，张公艺把一口锅砸为10块，兄弟10人各执其一，以便以后团聚时拼接，“铁锅张，遍天下”的说法也从此传播开来。在清朝雍正初年，生活在贵州、江西、河南、浙江等地的“铁锅张”后人还专门回到祖地寻根祭祖。据统计，如今的“百忍堂”后裔分布更为广泛，人口也已达千万之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张公艺家族在张公艺之后，为了纪念他而建造了专门祠堂，张公艺墓长期受到官私祭祀和保护，张公艺像也配享在寿张县学宫。据相关资料记载，在张公艺去世后的第八年，张公艺像开始配享在寿张县学宫，此后又在县城东建张公祠，又称“百忍堂”，由张公艺6世孙张永岭负责日常事务。从此直到清末的1000多年间，历代都要“择其后人之俊秀者，主公蒸尝，以示风励”。而在当地方志或家谱中，也屡有“百忍堂”兴废或祭祀的记载。其中，有的记载是“唐、五代及大宋，百忍堂兴废几更，新旧屡易，终未尝有祭祀之绝绪也。记其年表，六百余岁无其坎坷”；有的记载当地知县在明正德五年（1510年）“念及张氏家族九世雍睦，百忍遗风，上表请建祠堂事，终于学宫建祠配享，令二十六世祖讳裕者，复袭奉祀，主持蒸尝”、在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于寿张县城东关外“复建新祠，肖像肃然，表为一邑之师”，兵备道员在崇祯六年（1633年）“出赎锾银，饬县重修。又捐祠前东西地二亩，以广庙基，改增轮廓，东建蔬圃园，西立百忍堂石，右作更衣亭”，朝中司勋在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来祠主祭时“面谕重葺”。另据《兖州府志·陵墓志》记载，“寿张县张公艺墓在县城南十里，正德六年参政史学立石志之”，说明直到明代都是如此。明代以后，该墓也多次重修，并建有石坊、翁仲、碑碣等，至今仍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百忍”堂号的姓氏文化意义

从上述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百忍”堂号与濮阳张公艺家族有关，是一个起源于濮阳的张姓堂号。事实上，这一堂号从唐代开始不仅成为张姓的一个著名堂号，而且也逐渐发展为我国各姓堂号中有代表性的堂号之一，具有突出的姓氏文化价值。

所谓堂号，一般被认为是姓氏文化中表示血缘文化意义的专有名词，指某一家或某一房的名号。其中的所谓“堂”，最初是指宽敞明亮的房子，或者指与“室”相对应的住宅正屋。由于它是住宅中的主要建筑，也常常被当作家庭或家族活动的主要场所，或者作为款待宾朋、祭祀祖先的理想之地。尤其是在唐宋以后，民间为了祭祀祖先而建造专门场所，称作宗祠，有时也取“堂”的上述含义称作祠堂。为了把一些“堂”与同类区分开来，或者“某一家或某一房”由于某些特殊原因需要为标明身份或为与家族相关的重大事件、典故、传说等制定专门名号，于是也用“堂”的上述概念，把这些专门所取的名称称为堂号。前述张公艺家族为了纪念这位祖先而自称张姓“百忍堂”，便是这类的典型事例。我们也由此可见，堂号最初与厅堂的名号有关，是“厅堂的名称”，后来才“多指某一家或某一房的名号”，或者把与家族相关的重大事件、典故、传说等当作堂号。

张公艺家族的“百忍”堂号，也是堂号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某一家或某一房的名号”，所表示的意思是标明其家族的非同一般，值得标榜和夸耀。也正因如此，这一堂号后来也被当作张姓这一房支的称号。特别是在这一房支成为望族后，由于不断繁衍和发展的缘故，又进一步分化为许多不同的房支和系派，而这些房支或系派也会有贫富贵贱之分，为了加以区别，便用一些新的名号如“金鉴堂”“铁锅张”等进行区分，这些用来区分的名号也仍然是堂号，或者在有时被称为房号。

如果从更广泛意义上研究“百忍”堂号的姓氏文化含义，仍会发现它在早期是一种血缘概念，仅指张公艺家族所居住厅堂或祠堂的名号，后来才指以该厅堂或祠堂为名号的张公艺家族。特别是由于发展或迁徙等原因，原来的“九代同居”家族“分食十道”，进一步分为10个支派；这些支派为了相互区分，进而又用所居住的厅堂或祠堂、有纪念意义的事件、人物、建筑等名号命名自己的支派，从而形成新的堂号。换句话说，这些进一步分出的堂号与原来的“百忍”堂号一样，所指的都是张姓的相关支派，在空间和范围上指一件物或一件事，使用范围较小，所表示的仅是示家族的渊源关系。但到后期，堂号则表现出了更多的复杂特征，所谓的“铁锅张”等便是其中的一种代表。

由“百忍”堂号及其进一步分出的“金鉴堂”“铁锅张”等堂号，以及张姓的孝友堂、敦睦堂、亲睦堂、冠英堂、燕贻堂、宗岳堂、敬谊堂、源流堂等其他堂号，进而联系到其他姓氏的相关堂号，我们可以发现，堂号在姓氏文化中还具有更多的文化特点。比如，首先，堂号实际上是社会心态的一种表现形式，较多地反映了共同心理特征之下的血亲观念。尽管每个堂号都是一批批具体人群的代表，但由于各自的情况不同，所代表的人群也不一样。其中的一些堂号可能仅为某一地方的某一特定家族所使用，而另外一些就可能是多个群体甚至整个姓氏的共有标志。如在目前所见的张姓堂号中，不少堂号的适用范围都不很广，地方性特点较为突出；但“百忍”这一堂号则有近千万人使用，几乎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张姓的代名词，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在众多的张姓人都在使用“百忍”这一堂号时，所强调的便是它的血亲观念，与那些单独由某一支派使用的堂号相比性质相同。

其次，“百忍”堂号是张公艺家族的历史记录，意在记录其非同一般的历史，称颂或夸耀张公艺的丰功伟绩、嘉言懿行，重温曾经有过的辉煌，以勉励后人继承祖先事业，并将其发扬光大。这与其他堂号由纪念祖先的道德文章、科第功名、官号封爵而来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第三，“百忍”堂号是张公艺家族道德观念的一种反映。传统家族特别注重以儒家道德观念规范族人的行为，而本族堂号对于多数族人可谓耳熟能详，其中所包含的道德观念自然便成为全族人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百忍”堂号之所以广为使用，其一个方面的原因便是勉励族人在道德上按儒家的道德观修身养性，做一个谦恭宽容的儒雅之人，这样才可以家族兴旺，余庆绵长。可见，这一堂号强调了传统社会中人人都应当遵守的道德理念，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通过这种形式对族人进行道德教育的良苦用心。

总之，堂号作为姓氏的一种血缘标记或延伸，具有自己的鲜明特征。张姓的“百忍”堂号最初由张公艺的“九代同居”家族而来，后来逐渐演变为族人的共同记忆和徽号，用以弘扬祖德、敦亲睦族、寻根问祖，这一堂号也因此而广为人知。

三、“忍”与我国传统治家理念

由张公艺“九代同居”而来的张姓“百忍”堂号实际上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其另一个方面的意义是代表了我国的一种传统治家理念，张公艺也因此具有“礼让齐家”的典范作用。

张公艺作为一个“九代同居”的一家之主，如何让900多位家人和谐相处，的确需要大智慧，也需要具备高超的管理水平。他选择“忍”作为治家理念，是他的过人之处，也是他的成功所在。据后世编修的张姓家谱记载，张公艺治家时还有许多具体办法，主要包括“立义和堂，制典则，设条教，以戒子孙。是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妇顺，姑婉媳听，九代同居。合家九百人，每日鸣鼓会食；养犬百只，亦效家风，缺一不食”。这里的“犬效家风，缺一不食”虽不乏溢美成分，但族人之间遇事能互相谅解，求大同、存小异，在各个方面都秉承家风，进而使整个大家族上下一心、其乐融融，“全家人之心同一人之心，一人之心为全家人之心”，这种局面无疑是张公艺治理的结果。

事实上，早在张公艺生活的唐代初年以前，多种文献中早已有对“忍”字的解释或说法，“以忍修身”也是先贤们热衷谈论的话题，其中的不少经典言论甚至流传至今。如《说文》：“忍，能也。”《广雅》：“忍，耐也。”《论语·卫灵公》：“小不忍，则乱大谋。”《吕氏春秋•去私》：“忍所私，以行大义。”《荀子·儒效》：“志忍私，然后能公。”《孟子·告子下》：“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论语·八佾》：“是可忍，孰不可忍。”上述都是说，“忍”不仅是一种个人涵养，也是谋生、修身手段，能够做到遇事忍让、宽容待人就会受到尊重。同样，在家庭生活中，由于家由多位家人组成，家人之间也会发生矛盾，从而使家庭事务最难处理。一家之主只有做到以“忍”修身、以“忍”治家，处处忍让，树立长者风范，家人之间的矛盾才会得到调和，家庭才会和谐，家庭成员也才会自觉做到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进而由小家到大家，在社会上做到治国、平天下。张公艺正是深刻明白这一道理，做到了以“忍”治家，并把其贯穿始终，从而也收到了“九代同居”的“家齐”效果。其家族之所以自北齐以来多次受到旌表、唐高宗之所以亲自登门拜访，也都是被他的这一治家理念所吸引，有意推而广之，发挥治理天下的示范作用。

张公艺的“忍”字治家理念不仅使其家人和睦相处、“九代同居”，而且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因此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其中如明代清虚子评价他说：“能其忍者，唯唐时张公一人而已。公自幼及老，事无论大小，人无论贤愚，莫不处之以从容，过之以乐易。在人见之为险阻者，公视之，皆坦夷也，在人见之为艰难者，公视之，若平易也。”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中也认为，张公艺深知“忍之为道”的奥秘，与《尚书》中所谓“必有忍，乃克有济”的基本思想不谋而合。他说：“忍者，至刚之用，以自强而持天下者也。忍可以观物情之变，忍可以挫奸邪之机，忍可以持刑赏之公，忍可以畜德威之固。……公艺之忍而保九世之宗，唯闻言不信而制以心也，威行其中矣。不然，子孙仆妾噂沓背憎以激人于不可忍，目盈于耳，尺布斗栗，可操戈戟于天伦，而能伤九世以齐一乎？”上述评价联系到张公艺当年的治家实践及其效果，无疑都是符合实际的。

四、“忍”与当代家风建设

由上可见，“百忍”堂号和张公艺以“忍”治家、“九代同居”等都起源或发生在濮阳、影响至今。尤其是他以“忍”为核心的治家理念，对当代家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等都不乏现实意义，值得进一步研究、挖掘、传承。

张公艺及其倡导的以“忍”为核心的治家理念，也是由他开创的一种家风，借以实现族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团结友善，使家族处在一种相亲相爱状态，在今天的家风建设中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家风建设的重要性，把其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早在2013年10月31日，习近平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中强调，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关系到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只有“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得好，社会风气好才有基础”。在2015年2月17日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更明确提出家风建设问题，指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和万事兴、天伦之乐、尊老爱幼、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观念。”又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另外，2015年2月28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时强调，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廉以修身、廉以持家，培育良好家风，教育督促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走正道”。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可见，习近平一再提倡家风建设，把尊老爱幼、家庭和睦、勤俭持家、廉洁俭朴等当作优良家风，而加强家风建设也已成为新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2016年12月12日，习近平会见全国第一届文明家庭代表并发表讲话，强调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要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正是由于他始终重视家风建设，因此，在201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以党内纪律规矩的方式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首次把廉洁齐家列为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的重要内容之一，将树立良好家风列为党员领导干部的必修课，借以开创党风、政风、社风建设的新局面。在此背景下，家风建设不再仅仅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事，而是已与每个人息息相关，需要共同发扬光大，并把这一传统美德一代代传承下去。

事实上，“家”是联系个人、国家、天下最重要的纽带，家风也是门风、族风，是一个家族的基本特征或整体面貌。同时，优良家风还是最能融入血脉的东西，有助于树立当代人基础深厚和内心认可、充满活力的健康价值观。我国在传统社会里一直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天下”情怀，要求齐家治国必先修身，做到个人、家庭和国家的有机统一。在其中，“家”作为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是联系个人、国家、天下的重要纽带，良好的家风和家庭品德都会对人产生直接影响。同时，家风又是观测社会风气的一个重要窗口，只有家风正才能带动社会风气的转变。因此，如何在新形势下做到“齐家”而后“治国”，的确值得深入思考。不过，至少从某种程度上看，通过“重视亲情”“天伦之乐”达到家庭和社会和谐，都需要一定的宽容、忍让才能实现，这也是张公艺当年通过以“忍”治家而实现“九代同居”的成功之处。故而，历史上形成的张姓“百忍”家风至今仍有时代魅力，不仅对当代的家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有一定的价值和作用，因此也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作者：王大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