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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丰孝顺双亲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的很多，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说他是个卖烧饼的，每天打出的头炉烧饼，要孝敬母亲，给多少钱也不卖。这很符合圣人教诲，因为对父母的孝，首先要表现在一个“敬”字上。这个传说，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结果好像张清丰就是一个卖烧饼的，他的身份就这样被一个传说定了位。然而，这符合历史真相么？
查《旧唐书·地理志》载：“清丰。大历七年，割顿丘、昌乐二县界四乡置。以县界有孝子张清丰门阙，魏州田承嗣请为县名。”复查《新唐书》内容与《旧唐书》所载差不多。唐书所载是说明清丰县诞生的时间和原因。从这则史料中，我们可以透视出若许历史信息:一、张清丰确有其人，而且是个大孝子;二、他的门阙在新置县境之内。三、在新置此县时张清丰已不在世，但其社会影响依然很大。否则，不会用他的名字做县名。
可是张清丰是什么时候的人，没说。
查明朝吕时中所撰《隋孝子张清丰祠碑》载：“孝子张公者，隋顿丘人也，名清丰。”“善事父母，以孝行称于时，隋开皇中，征孝廉不就，人皆爱慕之。”
这里不仅说明张清丰是隋朝人，而且在开皇年间还被举为孝廉。
“开皇”是隋文帝杨坚的年号，用了20年。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到唐大历七年（公元772年），中间隔了191年。在这近二百年之间，中原大地经历了大隋灭陈之战，隋炀帝篡位后的暴政种种、隋末农民战争、李唐灭隋的改朝换代，空前绝后的女皇当政，唐周互易、有名的贞观之治、安史之乱，都发生在这个时期。真是有过国泰民安、笙歌并颂的太平盛世，也有过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战争岁月。在这风风雨雨、世态万象演变了近二百年的日子里，顿丘、昌乐一带的人们没有把张清丰忘记。以致在割此两县之交的四乡置一新县时，用他的名字做了县名。由此可知张清丰在当时影响之大。设想一下前二百年左右时，本县境内肯定也有名人，他们的尊姓大名谁还记得？张清丰的名字能让人记忆近二百年，了不得。因此我们说：张清丰是大孝子没有争议，关于他的身份，可能卖过烧饼，但不是一个只会卖烧饼的人。此公立世，应是济倾扶弱、恩惠遍施乡里，德高望重、精神高迈一代的非凡人物。唯此，人们才会把他的嘉言懿行一代代口耳相传，心服口服地用他的名字做县名。
再说“开皇中征孝廉不就”。
“举孝廉”始于汉代，是当时发现和培养官吏预备人选的一种方法。一开始孝与廉是分开的，汉武帝于元光元年(前134年)，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下诏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到后来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举孝廉”时，孝廉是一个人，不是官，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孝廉主要是孝，廉只是一种潜在的品质。每年，地方郡国都要向中央推荐人才，且有人数限定：岁举二人。由于各郡国人口多寡不均，所以到东汉和帝时期举孝廉的名额改以人口为标准，每二十万举一人，不足二十万的小郡二年举一人，十万下则三年举一人。对少数民族地区则加以优待，十万以上的岁举一人。举孝廉不仅有人数比例、而且有条件：“一曰德行高妙，志洁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通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 这就是所谓“四科取士”。 孝廉的出路最多的是在皇帝身边当郎官，然后再由郎官迁中央或地方任职。
这是汉朝的规矩，到了隋还在举孝廉吗？不是说隋开创了科举制吗？
是隋朝创立的科举制，但不是隋朝建立的第二天。科举取士制度的创立，是开皇七年即公元587年以后的事，开皇元年即公元“581年隋文帝即帝位，即废北朝官制，恢复汉魏旧制。”（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国家机构设置采取汉魏模式，用人主要是北周旧贵族。至少从581年到587年，这六七年间，选用新人应该还是察举孝廉，这虽是汉魏旧制，但相对于刚被废止的北周官制而论却是新政，新政伊始，执行得比较严肃认真，与汉之末不同，这时所举孝廉是真孝廉。张清丰应是这时候被举为孝廉的。所以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只会卖卖烧饼的文盲，而是一位德高志清、才可济世、有理政治国能力的一方名士。
关于“征孝廉不就”一说 影响更大，直到民国还有此说法 。查《清丰县志·重修张清丰孝子祠碑》，民国金守让所撰。碑文称： “隋孝子张清丰，家顿丘，清风亮节，安居布衣。隋开皇中，征孝廉累召不仕，安贫乐道，善事双亲，因大孝纯笃，人皆慕之。”
这说明朝廷方面也了解到张清丰有治国理政、经邦济世的能力。所以才“征”、“召”，还要“累召”。但他“不仕”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为孝敬父母吗？《孝经》上不是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么？再说做了官、有了俸禄，不是也可以孝敬父母么？是什么幽深、细微而复杂的原因，使张清丰终生没有出仕呢？
吕时中有一番话，引起我深深的思考。“夫隋始以诈取天下，已而父子兄弟相夷戮，三纲沦、九法斁、此为乱贼，去禽兽不远也。苟时有所难变，势有所不可为，即出何益？顾又如父母何？”
“诈取天下”何解？平心而论，隋文帝是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皇帝。但要说他当上皇帝的路子，也实在算不上光明磊落。大家知道，杨坚的女儿是周宣帝的正后，“周宣帝昏狂暴虐，屠杀宗室和大臣。颁布刑经圣制，用法苛刻，外自朝士，內至宫女，人人恐怖，不保朝夕。”（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杨坚要把他灭掉，那算是大义灭亲，除暴安民，可是杨坚没做。等到暴君宣帝病死，继位的儿子周静帝才八岁，杨坚乘机灭周立隋，轻而易举地当上了皇帝，他夺的是他小外孙的江山。从一个封建政治家的角度看，这也无可厚非；但要放到人伦道德层面上讲，这杨坚该怎么评价？面对女儿，他是父不父；面对小外孙，他算什么呢？
“父子兄弟相夷戮”主要讲隋炀帝，他以伪装欺诈手段夺了哥哥的太子位，还有人说他害死父亲，抢登帝位，生活上骄侈淫佚，灭绝人伦、欺嫂奸妹、强占了父亲的爱妃；政治上对内横征暴敛，对外穷兵黩武，耗尽了开皇时期的国家积蓄，逼得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隋书》上也说他是“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闻之也。”
这就是德高志清的大孝子，张清丰所遭际的两个皇帝。
隋文帝虽然“以诈取天下”，登基后不是一位励精图治的皇帝么？张清丰为什么不出仕干一番事业。这里面还另有原因。
隋文帝即帝位后，因政治需要，非常重视礼乐，实际上他从来不喜欢儒学，倒很重视佛、道两教。他曾明令，人可以随便出家，老百姓按人口摊钱营造经、像，佛教因此大行。他大量地为京城和大都市的佛寺写经，修旧经。当时，民间流通的佛经比儒经多数十百倍。
《隋书》述说儒学衰落的原因，“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於所习（指儒学），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这里“古”是指汉魏时期，“今”指南北朝以来，其实儒学的衰落到隋朝尤为突出。儒道释“三教中儒地位最低，到隋文帝晚年，儒和佛、道相差愈远。公元600年隋文帝严禁毁坏偷盗佛、道的神像，表示对两教的崇敬。公元601年，隋文帝籍口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下诏书废除京师和郡县的大小学校，只保存京师国子学（不久，改为太学）一处，学生名额限70人。刘炫上书切谏，隋文帝不听。就在下诏书的一天，颁舍利于诸州，前后营造寺塔五千余所。这样公开助佛反儒，自然要引起儒生的反感。隋炀帝恢复学校但不改变儒生的地位。隋末刘炫门下生徒很多参加农民起义军，足以说明儒生和朝廷的关系。”（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张清丰既为孝廉当然崇尚儒学，自然也看不起隋朝两个父不父、子不子的皇帝，再加上杨氏父子都扬佛抑儒，。这大约就是吕时中说的“苟时有所难变，势有所不可为”。“时”、“势”如此，张清丰“即出何益？”不如把全部精力用在孝顺父母上。这叫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道不合不相与谋。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十分看重的气节。所以，张清丰决心坚守儒学孝道，远离昏君，“持一节避乱隋，甘心于绳枢瓮牖之间，如广漠大树，无所困苦，神龟曳尾，泥涂自快，其以完志而终其身也”。（明吕时中撰《隋孝子张公祠碑》）
高风跨世，何等风流！这就是张清丰，他感动过那个时代。但是，岁月的尘霾，淹没了太多曾经感动过一个时代的人，特别是如孝子张清丰这样，甘愿寄身在百姓之中，不求闻达于朝廷之上。正史不载、野史不写。他们的事迹，只有草民在街头巷尾，口耳相传。千年沧桑，多少使人热血沸腾的生动故事都被雨打风吹去，少数留下的，影响最广的应该是烧饼的传说，因为烧饼是草民的美味。草民性格敦厚，最是讲感恩，讲良心，讲情义，自然也最讲孝道。张清丰也就自然而然地走进他们心中，化入他们的血液，张清丰是老百姓的孝子，是清丰人的千年记忆。
来源：《清丰》杂志“厚重清丰”栏目
